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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维逝世90周年纪念: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

作者:  发表时间:2017-06-05  浏览次数:

看民国时期学者对王国维先生外形的描述,大致无二:个子不高,面孔瘦而微须,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,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,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。


王国维进入清华园,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,都被看待为中国20世纪学术史的一件大事。立命于现代教育机构的清华国学研究院,聘了一位被视作遗民学术圈的代表人物为首席导师,且此人是由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领袖胡适力荐,在当时不可谓不轰动。

从民国时期取不同立场的学者们的追忆文字来看,外形如遗老的王国维,思想学问上实是旧学的破坏者。民国学术界早就关注他,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,到20年代,通过马衡,设法请他做了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的通讯导师。王国维的同乡学者、后来任过台湾“故宫”院长的蒋复璁认为:“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(注:王国维字静安)的道德与学问,在‘五四’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,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。”

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,互相释证;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,互相补正;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,互相参证——这是在王国维身后,陈寅恪对他学术方法的概括。顾颉刚当年悼王国维先生的文字,也非常值得转述:“他的学问,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,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,保存国粹的;这是大错误。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,而在方法上、思想上。”“静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学、文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,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。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,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,专注于考古学及史学。他对于商代甲骨、周秦铜器、汉晋简牍、唐人写本、古代生活、种族历史、社会制度,都要研究,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,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,所以讳莫如深而已。……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,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(圣道)看而当做史料看,圣贤不当做圣贤(超人)看而当做凡人看;他把龟甲文、钟鼎文、经籍、实物,作打通的研究,说明古代的史迹;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。”

1925年冬,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合影。前排右起: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李济;后排左起:章昭煌、赵万里、梁廷灿。

迁入清华园前,王国维在北京住地安门织染局十号。1924年初,蒋复璁去家中拜望,王国维相送一本白纸铅印的《静安文集》,里面收有他早年译的康德、叔本华文章,拜伦诗以及以叔本华学说为出发写成的《红楼梦评论》。蒋复璁问先生以后还想用西学做点什么工作,当时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国维说,想用英文译本重译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并加以考证。可这部书没有来得及写,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。

为梅兰芳执笔口述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的许姬传,回忆古文物学家徐森玉曾同他谈论王国维,说他著述的方法有三个字:“博”、“专”、“细”。徐和王私交好,有次去家中拜访,王国维正在写《宋元戏曲史》,桌上和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,四处摊开,聊天也左右不离这个话题,并将辩难得出的结论都记在笔记里。过段时间,再去,见他已经完成了《宋元戏曲史》校样,书桌和书架上全部换成了下一本书的资料,和人谈话的题目也全变了。

王国维于学问上的成就,大贡献都在35岁后。他是浙江海宁人,父亲擅书画但无功名,是当铺里的一个朝奉先生,也就是管事人。王国维在乡里有少而敏达的名声,18岁中秀才,后来却屡试不第,22岁后离家到上海求出路。他先在时务报馆谋到书记员的差事,后来转入讲授新学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,跟日本老师学了日文和英文,开始接触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康德和叔本华学说,遇到当时还是维新名士的罗振玉,获他识拔、资助,从此在生计和治学上一生未能和罗氏分开。

王国维和罗振玉

在罗振玉所办的《农学报》和《教育世界》杂志上,当时大半是王国维的翻译和撰述。1913年,王国维29岁东渡日本,在东京的物理学校苦读日文、英文,学习数学、物理和西方哲学,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础。从31岁到36岁,居北京5年,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出发来做中国文学批评,研调诗词戏曲,他的《人间词话》和《宋元戏曲史》等传阅极广的著述陆续在这一期间出版。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王国维被学界所重,中国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认识也由他开始。在为《国学丛刊》起草的出版宣言中,王国维提出了于中国近代学术之形成有启发的思想,“学术无新旧之分,无中外之分,无有用无用之分”。

辛亥革命后,王国维跟随罗振玉,携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。从日本开始,36岁后的他进入了中西文化会通时期,专治经史,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调查和考释,将经史与实物新史料合而为一,相互证明。这是他以古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声誉之始。在学界中人看来,他最伟大的成绩要算《殷周制度论》,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发明,梁启超赞为“绝学”——“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,而能矫正他的绝少。”

在清华那两年,王国维每月400元大洋,在全国教授中应是数一数二的高薪——据清华校史资料,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,确定教授的薪金标准为300~400元,最高500元;讲师为120~200元,助教80~140元,普通校工9~25元。1925年春迁入清华后,王国维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,有说是他不愿住好的北院洋房,而西院里完全是中国式的房子。王国维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两栋。“16号是父亲的书房,为研究写作的地方。书室为三件正房的西间,三面靠壁全是书架,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,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。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,藤椅一只,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,备学生来访时用。”这是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对父亲书房的回忆。在她印象中父亲生活很有规律,如果没有预先的约会,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办公,下午在家中书房研读或撰稿。

王国维

语言学家姜亮夫曾撰文回忆当年考进国学研究院后,第一堂课就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。先生“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”,但讲课“非常细腻、细致”,讲的是《说文》,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,再用三体石经和隶书做比较,“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,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”。校园里每周六有师生同乐会,王国维虽然像平时一样寡言笑,但偶尔也会即兴表演节目,比如梁启超背诵《桃花扇》的时候,他就背一篇《两京赋》。两人记忆力都很惊人。

他也并不总是极乏趣味。清华每周六晚还有一个学术演讲会,王国维曾给学生讲“新莽量衡”,不仅详细考证出王莽篡位后改革的度量衡制度,而且带来了他根据考证复制的量衡模具,当时是大学部学生的徐铸成觉得,“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年,听了也觉津津有味,久久不忘”。王国维很少训斥学生,但也不虚言。他和学生在一起,很少表态。他有两句口头禅:学生讲得对,他就说一句“那倒很有意思”,如果不对,他就摇头,或者加上一句“怕不可靠”。有学生在“历史学会”的茶话会上提议办刊物,他却马上站起来反对,说“刊物不必办,以你们这样年龄,应该多读书,少写文章,即使写了,也不必发表”。

王国维生于1877年,小梁启超4岁,但因为有那根发辫,人都觉得他老古。有一流传很广且意味深长的细节,说有次太太为他梳辫子,问他,都到这个时候了,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。他的回答是:“正是到这个时候了,我还剪它做什么!”

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

对王国维最后自沉昆明湖是“殉清”还是“殉文化”等说,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争论,不再赘述。1927年9月21日,在他蹈湖3个多月后,梁启超在他墓前对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做长篇悼词,评其学问道德:“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。……我们看王先生的《观堂集林》,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,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,所以他的成就极大。此外的著作,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,而得好结果。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,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。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,实在有过人的地方。”

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做一个小书记员的时候,梁启超已是《时务报》主笔,两人地位悬殊。而他们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后,梁启超却坚持尊王国维为首席,自己甘居其后,对其广而深的学问极为钦敬。从梁启超、胡适、顾颉刚,到鲁迅、郭沫若,民国学界对王国维学问道德的赞佩,一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所写:“唯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,共三光而永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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